“五一口号”应时而生，一经见报，犹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划破长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此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以此为标志，吹响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双方亲密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新篇章！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奋、热情高昂，他们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对比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真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决心。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当时，各民主党派还处于国统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其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响应“五一口号”，自然不能在十分公开的场合进行。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采取不同的方式热烈响应，并对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事宜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也传到了香港。香港是个自由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抗日战争期间，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往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至此。

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除国共两党外，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于此。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经常聚会，谈论国家政局。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移居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重视这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从上海局到香港分局。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后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潘汉年任特科情报科科长，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全部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与情报工作，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深得周恩来器重。

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他们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

“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4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有着中共背景的香港《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五一口号”，立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虽然《香港时报》《大公报》《星岛日报》等视若无睹，但“五一口号”还是不胫而走。

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无党派民主人士情绪十分高涨，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进行讨论，12位民主党派领袖积极发言。他们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5条，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